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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好学吗?(学政府会计这门课有什么用)

作者:西安公司注册 | 分类:会计家园 | 浏览:50 | 日期:2024年04月30日

  旧式教育与文化制约国人发展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学生了。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行,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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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它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三十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金融系招聘。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 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快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

  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先谈教育

  这么多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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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

  而对于社会,这同样是最糟糕的局面,因为如果多数甚至所有家庭都这样不顾子女兴趣去选择学校和职业,结果会是,社会中的各项工作都是那些对此并没有兴趣、更谈不上热情的人在做,这不仅导致人力资源的整体浪费,而且各项事业都无法做好,更不会有突出的创新。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在物质产能过剩、物质这么丰富的今天,温饱不再是个问题。父母可以给子女最重要的礼物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条件,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选自己有激情的事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子女的父母显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这包括学校、专业、工作和婚姻恋爱。

  职业和做人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5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按照这种我们熟悉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实际是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谷歌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以低利润活为主,把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也是为了让自己能一辈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不会过得枯燥,而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

  也谈文化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正因为从出生开始,二三十年之内,周边大多数人都比自己年长,都是自己必须要顺从听话的对象,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二十年里都会被驯化得乖乖的,没机会锻炼讲话辩论,长大后即使想学习辩论、学习做报告演讲技巧,也很难改变从小被迫养成的“听话不做声”习惯。

  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

  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

  再加上这些年在中国,许多做母亲的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在我原来任教的一个大学里,一位中国教授已经三十出头,没有结婚成家。尽管他已经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但还是不成熟,因为到那时,他母亲还是每天跟着他、盯着管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她儿子就没机会长大成人。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的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成型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做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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